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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一讲谈到齐国的官场内斗，九宠臣设圈套，从小人物貂勃入手，离间田单和齐襄王，就在田单和齐襄王的关系陷入僵局的时候，貂勃终于从楚国回来了。那么，本着跖犬吠尧的精神，貂勃能为田单做些什么呢？
使臣归国，齐襄王照例设宴，接风洗尘。喝酒总是开心的，酒酣耳执之际。齐襄王忽然说：“请田单总理也过来一起喝酒吧。”这句话明明很正常，但貂勃马上离开席位，行稽首大礼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
这里很有必要看看《资治通鉴》的原文。齐襄王召见田单，说的是“召相单而来”。
“召”的本义是“请”，特指备好酒肉请人赴宴的“请”。“相单”，相当于说“田单丞相”，“相”是田单的职务，“单”是田单的名字。国君派人去请丞相赴宴，这种措辞在当时很正常，没毛病，但貂勃偏要郑重其事地从没毛病里挑出毛病来。
展开剩余84%貂勃的举动，《资治通鉴》的原文是“避席稽首”。“稽首”在上一讲里刚刚讲过，这回我们重点看看“避席”。
在桌椅普及之前，古人都是席地而坐的。所谓席地而坐，顾名思义，在地上铺一张席子，跪坐在席子上。当时的坐，按照今天的标准来看其实是跪，标准姿势是双膝并拢，屁股压在脚后跟上，而当时所谓的跪，是在标准坐姿的基础上抬起屁股直起腰，大体而言，每个人的席子是单独的，只有身份相当，关系亲密的人才可以同坐一张席子，但上限是4个人，如果有5个人的话，那么年纪最大的那位必须单独坐一张席子。
席子在礼仪生活当是中非常重要的，所以派生出很多常用词来。比如老师被尊称为西席，这是因为室内的位置以西为尊，尊师重道的话，就要请老师坐在最尊贵的位置上。朋友断交称为割席，这是从《世说新语》来的：管宁和华歆是同学，关系好，同席而坐，后来管宁看不惯华歆的做派，就把席子割断成两截，和华歆各坐一截，不再把华歆当朋友了。
席位既然要分高低贵贱，也就有了主席、首席这些词汇。如果有人宴请宾客，宴会也可以叫作酒席，受邀参加叫作出席，主人要给出席的人留位置，那么出席的人就会在酒席上有自己的席位，或者说有自己的一席之地。
席间如果有什么重要或者严肃的事情，比如老师要讲话了，上级要敬酒了，那么大家的正确反应就是避席，也就是离开自己的坐席，不这样做就属于倨傲无礼，严重者会惹来杀身之祸。那么我们看回貂勃，毫无来由地突然避席稽首，礼节这么隆重是要干什么呢？
貂勃的意思是：饮酒作乐的事情先放一放，请君王宽恕我的冒犯，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讲，必须现在就讲。
貂勃首先抛出一个问题：“往远了比，您比周文王如何？”
齐襄王答道：“比不上。”
貂勃再问：“往近了比，您比齐桓公如何？”
齐襄王答道：“也比不上。”
貂勃有话说了：“周文王得到吕尚，尊称他为太公；齐桓公得到管仲，尊称他为仲父。您现在得到安平君，却直呼他的名字，您哪能用这种亡国的措辞呢？”
貂勃提到的吕尚，就是著名的姜太公。周文王称他为太公，相当于尊称“老人家”。齐桓公称管仲为仲父，直译过来就是“二爸”，是把管仲当成除了亲爹之外最亲近，最尊贵的长辈来看待的。
接下来貂勃历数田单的功劳，说自从开天辟地以来，以臣子身份立功的，没一个人超得过他。燕国人打过来的时候，大王您逃进了城阳山，而安平君以即墨“三里之城，五里之郭”，这样一个弹丸之地，以疲弱士兵7千人，竟然光复了齐国全境。
貂勃继续分析：以这样的赫赫功勋，光复齐国之后，安平君如果想称王，谁都拦不住，但人家并没有，而是架设栈道到城阳山中迎接您和王后，您这才得以返回临淄，统治国家。现在国家已定，人民已安，您竟然直呼安平君的名字，就连小孩子也不会做出这样的事啊。请您赶紧杀掉九宠臣来向安平君致歉，不然的话，国家可就危险了。
这番话可谓软硬兼施，既把田单摆在了道义的制高点上，也足以让齐襄王好好掂量一下和田单翻脸会有怎样的后果。齐襄王深受触动，不但杀了九宠臣，还把九宠臣的家属驱逐出国，加封田单万户规模的封邑。
那么问题来了：如果这段对话属实的话，那么即墨只是一座“三里之城，五里之郭”的小城。这话未必就是实指，但无论如何都在形容即墨的城建规模不大。驻军7千人已经不容易了，如果再有上千头牛供田单大摆火牛阵，那就很难想象了。
另外的问题是，当时齐襄王不是逃到莒城了吗，为什么貂勃说是城阳山呢？
《说苑》给出过一个线索，说若干年后，楚国使臣来访，在言辞上打压齐国，提及当年燕国伐齐，说齐王和太后“奔于莒，逃于城阳之山”。到底是太后还是王后，我们就不去管了，重点是城阳之山应当就在莒城旁边，很可能当燕国临阵换将的时候，骑劫加强了对莒城的进攻，导致齐襄王上山避难，还把上山的道路毁了。等到田单收拾残局的时候，只能重新铺设栈道，这才把齐襄王一行人迎接下山。
以上都是考据细节，无关宏旨，而关键问题是：貂勃这番话真的在理吗?齐襄王又为什么听得进去呢？
貂勃的话其实似是而非。拿周文王和齐桓公当榜样，虽然可以让齐襄王无力招架，但齐襄王假如可以吐露心声的话，应该会反驳说：“人家周文王在尊奉吕尚的时候，齐桓公在尊奉管仲的时候，自身的权威性都已经奠定好了，吕尚和管仲就算是坏人，想谋朝篡位，也没有机会啊。再说了，吕尚和管仲建功立业都是在得到了周文王和齐桓公的充分授权之后，先有授权，后有功劳。
可我不一样，如果没有田单，我别说统治齐国了，可能连小命都不保，田单那么大的功劳全是他自己挣来的。
也就是说，我的权威主要是由田单给的，田单的权威没有半分是我给的。这就是很严峻的主弱臣强的不平衡局面，怎么能拿周文王和齐桓公的先例来要求我呢？再说田单也没有那么单纯，要不怎么我上次一召见他，他就知道免冠、徒跣、肉袒来见我呢，要不怎么你貂勃才从楚国回来，就知道密谋对付田单的是九宠臣呢？”
但这些利害关系，即便齐襄王想得清楚，也没法宣之于口。整件事里最糊涂的是九宠臣，他们误以为只要离间了齐襄王和田单的关系，齐襄王就能打击田单，而事实上齐襄王没底气和田单翻脸。
反而齐襄王借着貂勃这番话杀掉九宠臣，增加田单的封邑，不仅对田单有好处，对自己更有好处——这一杀一赏之间，齐襄王充分向全国人展现了自己生杀予夺的权柄和赏善罚恶的明察，让大家知道田单的名与利不仅是由田单本人打拼出来的，更是自己封赏来的，也许从此就可以用名分的力量来约束住田单。
他对田单之所以直呼其名，正是对名分的刻意强调，如果从一开始就尊田单为太公或者仲父的话，自己这个国君也就全无权威性可言了。
那么，齐襄王对田单的顾忌到底是不是多虑了呢？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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