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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先银经典点说《经典三觉:屯卦》从老子到苏格拉底,讲述人的心理发展三阶段
刘先银经典点说《道德经》知不知上从老子到苏格拉底,道可道,道是道的作用,看它看不见,把它叫做“夷”;听它听不到,把它叫做“希”;摸它摸不到,把它叫做“微”。这三者的形状无从追究,它们原本就浑然而为一。它的上面既不显得光明亮堂;它的下面也不显得阴暗晦涩,无头无绪、延绵不绝却又不可称名,一切运动都又回复到无形无象的状态。这就是没有形状的形状,不见物体的形象,这就是“惚恍”。迎着它,看不见它的前头,跟着它,也看不见它的后头。把握着早已存在的“道”,来驾驭现实存在的具体事物。能认识、了解宇宙的初始,这就叫做认识“道”的规律。
[注释]
①夷:无色。
②希:无声。
③微:无形。以上夷、希、微三个名词都是用来形容人的感官无法把握住"道"。这三个名词都是幽而不显的意思。
④致诘:诘,音ji(阳平),意为追问、究问、反问。致诘意为思议。
⑤一:本章的一指"道"。
⑥皦:音jiao(上声)。清白、清晰、光明之意。
⑦昧:阴暗。
⑧绳绳:不清楚、纷芸不绝。
⑨无物:无形状的物,即"道"。
⑩惚恍:若有若无,闪烁不定。
⑾有:指具体事物。
⑿古始:宇宙的原始,或"道"的初始。
⒀道纪:"道"的纲纪,即"道"的规律。
延伸阅读,王弼《道德经注》
视之不见名曰夷,听之不闻名曰希,搏之不得名曰微。此三者,不可致诘,故混而为一。
无状无象,无声无响,故能无所不通,无所不往。不得而知,更以我耳目体不知为名,故不可致诘,混而为一也。
其上不皦,其下不昧。绳绳不可名,复归於无物。是谓无状之状,无物之象,
欲言无邪,而物由以成;欲言有邪,而不见其形。故曰无状之状,无物之象也。
是谓惚恍。
不可得而定也。
迎之不见其首,随之不见其后,执古之道,以御今之有。
有,有其事。
能知古始,是谓道纪。
无形无名者,万物之宗也。虽今古不同,时移俗易,故莫不由乎此,以成其治者也。故可执古之道,以御今之有。上古虽远,其道存焉,故虽在今,可以知古始也。
延伸阅读,苏辙《老子解》
視之不見名曰夷,聽之不聞名曰希,搏之不得名曰微。此三者,不可致請,故復混而為一。
視之而見者,色也,所以見色者,不可見也。聽之而聞者,聲也。所以聞聲者,不可聞也。搏之而得者,觸也,所以得觸者,不可得也。此三者,雖有智者莫能詰也,要必混而歸於一,而後可爾。所謂一者,性也。三者,性之用也。人始有性而已,及其與物構,然後分裂四出,為視為聽為觸,日用而不知反其本,非復混而為一,則日遠矣。若推而廣之,則佛氏所謂六入皆然矣。《首楞嚴》有云:反流全一,六用不行。此之謂也。
其上不繳,其下不昧。
物之有形者,皆麗於陰陽,故上皦下昧,不可逃也。道雖在上而不皦,雖在下而不昧,不可以形數推也。
繩繩不可名,復歸於無物。
繩繩,運而不絕也。人見其運而不絕,則以為有物矣,不知其卒歸於無也。
是謂無狀之狀,無象之象,是謂惚恍。
狀,其著也。象,其微也。無狀之狀,無象之象,皆非無也。有無不可名,故謂之惚恍。
迎之不見其首,隨之不見其後。
道無所不在,故無前後可見。
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,能知古始,是謂道紀。
古者,物之所從生也。有者物之今,則無者物之古也。執其所從生,則進退疾徐在我矣。
汉代对《老子》的改造
汉代曾对先秦典籍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改造,其中,对《老子》一书的改造就很典型。《老子》因为既有一些传世的“古本”,又有新出土的帛书本和竹简本,材料相当丰富。从各种本子的比较看,文字的不同是多方面的,而且不止一次地变来变去。其篇章、结构的变化也很明显,可以断言的是,传世本《老子》的基本面貌,是在汉代定型的,《老子》书名变成《道德经》,也应该是在汉代。 刘先银经典点说:逻辑分析老子道德经版本,情,迷茫也。静,觉悟也。归根曰静 情,迷茫也。静,归根就是静,是觉悟,不是迷茫的情,静,就是复命,返还本命,而并不是迷茫,是安静是觉悟。真正的大道修炼,是在逍遥自在随风而去的真性情中,迷茫啊,洒脱啊,迷茫着迷茫者的迷茫,还是越是静越是觉悟觉知觉醒呢?
刘先银用逻辑分析法解析老子的《道德经》讲了什么?为什么它广受推崇? 刘先银通过逻辑分析法研究了老子的《道德经》,揭示了这部作品的深层含义。他认为,《道德经》提出了许多概念性的思想,其中包括人类所有哲学的基础——“道”。这个“道”是绝对的、统一的主体,而相对则是其支体。《道德经》强调了“道”的统一性,认为这是所有事物存在的根本原则。正因为如此,这部作品广受推崇,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哲学性的理解和指导,帮助人们理解世界和自我。
《老子》文本究竟多少字,许多本子都不相同,有5000多的,也有4999的,除去“也”、“之”、“其”、“夫”等字有无之外,也有整句增减不同的,还有一些佚文,因而很难得出一个具体统一的数字。文句的不同,以帛书本和传世本相比较,二者差异的文句达140多句(参见尹振环《帛书老子释析》)。其中的确有一字之差导致文义迥异的情况,很难说哪些是《老子》本义,哪些经过了后人的篡改。这些不同可以比较出来,而不同的原因却很值得研究。从帛书本到传世本的比较看,文句的变化应该主要在汉代,因为汉代的《老子河上公章句》与王弼的《老子注》基本一致(当然这两个本子本身在流传过程中也多少有些变化)。汉代人对《老子》文句的改造,有无意的,也有有意而为的。当时的传诵和抄写并非那么“规范”,多或者少个把“也”、“之”等虚词、助词本属平常,错误或者增减一两个字也在所难免,而有意改字或者增删的情况则涉及到更改人的思想意图,甚至与当时的时代思潮有一定关系,这在《河上注》与《想尔注》中有不少事例(许多研究均有指出,此不列举)。
再说篇章结构,帛书本是“德经”在前“道经”在后,与传世本的顺序刚好颠倒。西汉末年《老子指归论》的顺序与帛书相同,而东汉(至少是中后期)的《老子河上公章句》与传世本相同,说明这个变化是在汉代完成的,其主要篇幅结构是在汉代定型的。至于《韩非子》的《解老》《喻老》,新出土的郭店竹简本的篇章,无论怎样理解,都不但不会影响这个结论,相反却更能证明汉代定型之说。
《老子》书名《道德经》,也是从汉代开始逐渐形成的。《老子》在汉代以前已经成书,帛书本、竹简本《老子》的出土便是证明,汉初人称之为《老子》,所以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中普遍用的是“读《老子》”、“问《老子》”、“好《老子》”、“通《老子》”等说法。从《汉书・艺文志》著录《老子邻氏经传》、《老子傅氏经说》、《老子徐氏经说》、《刘向说老子》四部书的情况来看,已有《老子》传人尊之为经典。至于《太平御览》卷191引扬雄《蜀王本纪》所说“老子为关尹喜著《道德经》”一句,其可靠性有多大且不说,在时间上也已是西汉末年的事情了。到了东汉时期,分别有《道经》、《德经》之说,《想尔注》中已有记载,所以颜师古注《汉书》时广泛使用了“《老子道经》之言”及其注文。从东汉到魏晋,随着道教的形成和发展,《老子道德经》之书名也就形成了,这一变化无疑是汉代人所为。
汉代人对《老子》的创造性诠释
对《老子》的诠释,现在能见到的最明显最早的是韩非子的《解老》、《喻老》。他是用讲道理、引述事实的方法来进行诠释和解说《老子》的,当然更主要的是为了表达他自己的思想。这种根据《老子》中某些文字来表达自己思想的方法在汉代得到广泛运用,《淮南子》就是其中突出的例子。据统计,81章《老子》有70章的文字被其明确引用过(参考蒙文通《老子徵文》),而其中的《道应训》,完全是另一篇《解老》、《喻老》,全篇56段文字有53段的结语都是引用《老子》的文句,实际上也应该是一种形式的《老子》注。当然和儒家注解《五经》一样,经、传分开和章句形式的《老子》注都有,其诠释的内容非常丰富,而且有很大的创造性,可以择其要者举证一二。
先看对“道论”的发挥。“道”是《老子》一书根本性的内容,其“道生一,一生二,二生三,三生万物”的思想,确实是一种宇宙生成的思想。而究竟什么是“道”,它如何创造天地万物?《老子》虽有几句高度概括的文字,却是“微妙玄通,深不可识”。所以人们就可以、也需要“多为之辞,博为之说”。《淮南子》首篇《原道训》就试图给道作一番描述性的说明,同时指出其性质、作用及其对人世的意义等(文字较长,可参见该文)。严遵讲《老子》之“指归”,也作了较具体的解说。例如讲道如何生万物:“故诸有形之徒皆属于物类。物有所宗,类有所祖。天地,物之大者,人次之矣。夫天人之生也,形因于气,气因于和,和因于神明,神明因于道德,道德因于自然:万物以存。”把虚无之道如何生出实有之物,作了比“一生二,二生三,三生万物”略为具体的表述,加入了“神明”、“太和”、“气”这样一些概念,并且在各个地方反复加以说明。《河上注》解释《老子》“冲气以为和”一句时说:“万物中皆有元气,得以和柔,若胸中有藏,骨中有髓,草木中有空虚与气通,故得久生也。”这些都成为后人理解“道化万物”的依据。在汉代人的注释中,对道的虚无、清静、自然等基本特性,进行了很多阐述,并且都紧密联系社会、政治、人生,其中既有理论性的阐释,如《老子指归》中对“道化万物”之反复论述,又有具体的解说,如《河上注》之处处提醒。
再看汉代人的《老子注》,虽然都是围绕“道论”展开的,但也有一些比较具体的内容,例如关于对仁义礼乐的态度、关于“无为”的理解等等,人们对《老子》本义的发挥,也是有所不同的。《老子》中是否反对“仁义”,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,从《老子》本文较难看出其反对仁义,而通行本的“绝仁弃义”,在竹简本中恰恰没有,因此,这个问题众说纷纭,长期未能取得定论。
汉代人作注,依据的本子不同,往往会引出不同的理解和发挥。例如,通行本57章有一句“法令滋彰,盗贼多有”,河上公本、帛书本以及竹简本,均为“法物滋彰”,严遵就按照“罚峻刑严”的“法令”来发挥,而河上公则解释说:“珍好之物滋生彰著,则农事废,饥寒并至,故盗贼多有也。”再如,“无以为”和“无不为”的不同,“有静”与“不争”的区别等等(参考《帛书老子释析》),这些问题既关系到文本,也关系到如何理解和阐释。而汉以后的人大多是按汉代人的定本和解释来进行阐释和发挥的。
汉代人“注老”和“解老”的意义
第一,汉代人“注老”、“解老”形成了“汉《老子》”,后世所见到的主要是“汉《老子》”,和其他先秦典籍一样,传世本是经过汉代人整理和改造的。其改造的痕迹比其他典籍更为清晰,除了有先秦的《韩非子》、《文子》以及其他黄老著作可作比较之外,新出土的帛书和竹简《老子》以及其他道家文献也是有力的实证。
第二,汉代人“注老”、“解老”,既有传统思想作为依据,又受到时代思潮发展的影响。当时的道家传统思想主要有两个大的系统:一个是可以称为“黄老之学”的系统;一个是以《庄子》为代表的庄学系统。汉注《老子》中保留了这两种思想的痕迹,甚至有时明显表现出双方的某些矛盾,例如对待“仁义”的态度就是如此。个中情况十分明显是受到当时的时代思潮的影响。汉初实行黄老政治,汉初《老子》实际上就是“黄老”的同义语;东汉普遍注重养生,《老子》的“长生久视”之道就得到大力的敷陈;道教产生之后,五千文成为其主要经典,《想尔注》便应运而生,在汉代人一般“道论”的基础上,把“道”人格化和神格化,“一者道也”,“一散形为气,聚形为太上老君”,老子成了“道”的化身。
第三,汉代人所注《老子》及其阐释,直接影响了后世各种思想理论的发展。此后的各种发挥,都是在汉代人阐释的基础上进行的。例如,魏晋玄学倡导虚无,王弼之注《老子》是其突出表现,他倡导“以无为本”,正是得到汉代人论述的启发和影响。正如宋儒晁说之所说:“王弼《老子道德经二卷》真得老子之学欤,盖严君平《指归》之流也。”从中也可看出,汉代人对《老子》的阐释,的确有较大的创造性,从而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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